在悉尼地方衛生區（SLHD），一個數據可視化應用程序會結合來自多個系統的信息，然后去幫助醫院應對阿片類藥物危機。

每年在急診科的約50,000例的背部疼痛患者中，有70％的阿片類藥物具有高度成癮性，可幫助治療疼痛。這與阿片類藥物從長遠來看可能對它們造成的危害以及對衛生系統的潛在成本無關。但是，借助SLHD目標活動和報告系統應用程序，將孤立的患者數據與人口統計學，病理學，診斷和相關的醫療保健相結合，可以幫助急診科臨床醫生為患者做出更好的決策。

除了不讓患者接觸阿片類藥物的好處外，也是希望這項措施能遏制澳大利亞每年用于治療下背痛的48億澳元，這種狀況通過使人們遠離勞動力而使澳大利亞的GDP每年減少32億澳元。

在英國的另一端，雅芳（Avon）和薩默塞特（Somerset）警察部隊正在共享數據，節省了將近6000萬英鎊，改善了對策管理，并幫助確定了主要犯罪嫌疑人。部隊在2018年的一周內使用共享的數據和分析工具捕獲了該地區的25名嫌疑犯。

共享數據

總部位于悉尼的 Qlik 公共衛生和公共部門主管Charlie Farah表示，這些例子指出了通往世界的道路，不是大數據，而是共享數據。Farah說：“通常，更大的圖景來自于共享創造了最大的洞察力，而不是孤立地看事物。” 數據分析供應商在兩個案例研究中都提供了解決方案。

Farah傳達的信息是共享數據具有變革性。具有健壯框架和現代分析的多機構協作不僅有可能在成本方面，而且在公共衛生和安全等領域都可以帶來巨大的收益。它可以幫助解決可持續性和氣候變化，更快地處理服務，識別家庭暴力并保持較低的犯罪率。

消費數據

然而，一個問題是：參與數據共享的參與者反應遲鈍的問題。沒有他們的允許和參與，協作的規模和程度可能會受到限制，并因此而限制結果。一個明顯的例子是聯邦政府的“我的健康記錄”系統，該系統于2012年首次啟動，旨在讓患者，醫生和專家共享患者的病史。四年后，到2016年，只有400萬人創造了記錄。實際上，用數據填充文件的人更少。

為了再次啟動該系統，政府于2018年宣布退出，這意味著除非人們明確指出，否則將為他們創建記錄。結果是，在花費近20億澳元之后，只有1200萬條記錄中有數據，不到澳大利亞人口的一半。其中大部分是由政府機構上載的，很少是由個人上載的，這顯示了人們對數據的脫離程度。據Farah所說，改進的關鍵是“數據素養”。

他說：“政府與實地人員過于分離，他們需要以更親密的方式與他們互動。”

數據共享第2部分

澳大利亞目前正處于新數據共享和發布法的咨詢期，該法案是對國家數據系統進行的6,500萬澳元改革，它將消除在公共部門使用和重復使用數據的立法和文化障礙。有觀點認為，諸如澳大利亞稅務局，內政部和衛生局等機構都擁有海量數據集，將它們組合在一起可以創造價值，便利，更好的服務以及節省成本。

“澳大利亞人希望政府的服務簡單，無縫和安全，因為那是他們的真實經驗。” –政府服務部長羅伯特·斯圖爾特

“與銀行或企業不同，當澳大利亞人面對政府服務方面的不滿意體驗時，他們無處購物，也無法尋找其他服務提供商。”

不被信任的政府

澳大利亞與鄰國新西蘭一樣，正朝著擁有重大前景的開放數據體制邁進。澳大利亞議會通過了消費者數據權，就實施開放數據而言，銀行業是第一個脫穎而出的行業，公用事業也緊隨其后。

目前尚不清楚政府部門可能會發生什么。羅伯特部長說，政府的討論文件包括“加強的保障，隱私和安全保護”。

“新法律將包含這些保護措施，以及采用清晰，一致和透明的方式共享公共部門數據的方法。”

這顯然對數據共享的成功至關重要，而現實是政府尚未證明它們可以信任。某些舉措是可能的，但只有贏得信任并跟隨參與，才有可能打開潛在的閘門。同時，才能保證將一些IT預算用于公共數據素養不是誤入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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